分布式光伏：中国电改的十年迷途

    1999年4月19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到四川西昌观看卫星发射，活动结束后，余兴犹存，便启程前往附近不远处的二滩水电站考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痛不已。“现在一边用煤发电，一边却建好了水电站把水白白放掉，这种做法不可理解，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这样做?”据曾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曾培炎回忆，回到北京后的江泽民立即把他叫去这样询问道。
    随后一场解决西部电力外输，同时解决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用电瓶颈的工程开始酝酿，电力改革的萌芽产生。
    2000年6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在讨论研究三峡的电力消纳和分配问题时，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指出：“电力行业‘省为实体’的改革已走样为省间壁垒，电力资源优化配置出现了很大障碍，必须重新审视。解决三峡的电力消纳问题要结合制定‘十五’规划以及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通盘考虑。”会议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会同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务院体改办以及国家电力公司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尽快研究提出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此时，在权力顶层的意志下，借势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驱动，电力改革在外部“非利益共同体”机构的参与下，终于蹒跚起步。
    几经调研和讨论，电力改革方案终于在2000年底正式上报。方案将“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确定为电力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力图实施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建立竞争，开放区域电力市场，改变电网企业独家购买电力的格局等等。由于电力改革牵涉面广，各方利益需要妥协和平衡，方案上报后一度陷入停顿，后来在江泽民的多次过问下，才将电力改革推进下去。
    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了“国发5号文件”。年底，国务院又正式批复《发电资产重组划分方案》，在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两家电网公司，五家发电集团公司和四家辅业集团公司。
    自此，电力体制改革终于艰难成行。
    十年喜忧
    不同的国家，其电力改革的主要目标各不相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电力供给相对饱和，电力需求增长放缓，其主要改革目标是解决由电力系统自身特殊性导致的自然垄断所带来的无效率问题，焦点始终是降低电价。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提高效率，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提高系统的安全可靠性，而提供充足的发电容量、新增发电设施和吸引投资则是次要目标。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电力改革的焦点首先是新增电力设施，满足经济起飞的电力需要。围绕这一点，如何吸引电力投资，建设充足的发电容量，才是关键所在，降低电价、提高效率和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则成为次要和后继目标。
    如果以这一点为标准，尽管中国始于2002年的电力改革，被人诟病为“体破，但制度不破”的改革，但依然是成功的。这一切都归功于原国家电力公司的“体破”，所带来的“厂网分离”，使得发电企业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入网机会，而更开放的市场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涌入，带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包括国企、外资、中外合资、民企等各种所有制企业纷纷涌入发电投资，其中也包括大量非电力企业，例如香港华润、台湾的台塑、煤炭行业，也办了一些电厂。
    开放的市场带来百舸争流的局面，让中国电力工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02年，中国电力装机容量仅为3.57亿千瓦，十年后，已经超过10.5亿千瓦，增长了两倍多，满足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城镇化、重工业化阶段对于电力的翻番式需求，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十年增长。
    发电市场充分有效的竞争，也让发电企业走向了节约化发展的道路，不仅电力装机建造成本逐年下降，发电效率也逐年提升。根据电监会研究室课题组的数据显示，电改启动两年后，中国燃煤发电机组的平均供电耗煤水平已经赶上美国，如今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比之下，中国电力网络的线损率却比美国高1.2个百分点(高17%)以上，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这样的差距，甚至略有扩大。
    市场的巨大力量让人叹为观止，但可惜的是中国电改的市场化尝试却止步于此，无从谈起提高电力系统运行效率，降低电价等后继目标，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国民经济整体转型的大方向。从根本而言，电力系统的无效率是由电网的垄断(有限市场主体，导致市场封闭、竞争缺失)、价格形成机制对市场的扭曲(连接供需双方的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市场监管能力不足(市场秩序缺失)这三点所导致，事实上，这三点也相互关联。但是，中国电力改革却没有触碰到任何一条。